当代中国发展: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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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2019-10-09 04:59

  以国家和中央政府为中轴、为主导的类型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并形成了鲜明的中国印记,即强大的中央政府主导的社会发展。二、国家权威与现代社会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威社会,历史传统与遗产对国家模式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制度路径依赖作用。到了近代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列强冲击下迅速、全面地瓦解,出现了派伊所谓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社会权威是指在国家权威及其权力结构之外的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个人以及各类组织构成的权威,它包括市场权威、信用权威、社会契约权威、社会组织权威、社会道德权威、社会信仰权威(包含宗教权威),还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权威、乡约权威、长老权威、乡绅权威。

  作者简介:杨建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内容提要: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什么?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是千百年来很多思想家苦苦思索的一个永恒问题,也是发展社会学的经典问题。权威是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所赖以发展基础是一个权威社会。其表现形式是家国同构,国家中轴;长老权威,乡绅治理。在当代中国发展中,国家权威中轴所形成的权威体制确能发挥出巨大的优势,保证了民族的自主发展。但权威体制容易夸大政府的理性和能力,容易导致政府与市场严重失衡,导致权威自利,权力寻租。要走出权威体制悖论的困境,需要重新引入“社会权威”,以社会权威来反对专权、两极分化、官僚主义和遏制,以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高度融合构建现代权威体制,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中华民族孜孜追求民族复兴的理想蓝图。

  权威是社会发展与社会秩序中的一个基本要素,马克斯·韦伯说,权威(亦称统治)“应该叫做在一个可能标明的人的群体里,让具体的(或者:一切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①或者说,“应该称之为在可以标明的一些人当中,命令得到服从”②。韦伯从社会关系上解释了权威就是命令得到服从。如国家权威和宗法权威便是如此。也可基于某种社会秩序的规范和准则,是规范和准则所支持的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一种力量。权威还可是某种社会制度的化身,如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宗族制度,宗族成员对族长权威的遵从,就意味着对宗族制度的服从。权威的存在监督着人们对该种社会制度的遵从,从而维护着社会制度的运转和持续。

  根据丹尼尔·贝尔中轴结构理论,中轴结构是指其他结构环绕在它的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社会中轴结构决定着社会类型。从类型上分析,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所赖以发展基础是一个权威社会。“权威”就是权力和威势。在汉语里,这原是一个组合词,“权”最早是指一种树木,引申为秤、秤砣及度量衡的意思。《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③“权”就是指度量衡的意思。后由衡量的“权”引申为意义上的“权”。这种“权”可以衡量事物、规范事物,保持公平,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力量和作用。《庄子·天运》说,“亲权者不能与人柄。”④其意是说,看重权力的就不肯将权柄让给别人。这里的“权”就是指权力和权柄。“威”,原意是指婆婆,《说文解字》:“威,姑也。从女,从戌。”⑤“姑”即丈夫的母亲。段玉裁说,“引申为有威可畏。”⑥《商君書·去強》:“刑生力,力生强,強生威,威生惠。”⑦“权”与“威”合用,也即权力与威势。《吕氏春秋·审分》中说:“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之风也。”⑧也有说成“威权”的,《管子·法法》:“法重於民,威权贵於爵禄。”⑨

  由权威精英或以国家名义凭借权力和威势,掌控社会资源及话语表达,进行社会统治,这样的社会我们称之为“权威社会”。在权威社会里,权力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非的其他途径而形成。权威社会形式是多样化的,孟德斯鸠曾将所有政体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政体。其和政体又分为政体和贵族政体⑩。韦伯则将统治划分为合理、传统和魅力三种类型(11)。这里孟德斯鸠的君主政体和政体、韦伯的传统和魅力型属于权威社会。美国学家林茨以二十世纪50年代西班牙为蓝本,提出了威权政体的概念。他将社会按组织方式分为三类,集权社会,威权社会和公民社会。罗荣渠认为,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12)。这里的威权社会都是指介于极权社会和社会之间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具有市场经济取向、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特征的搞现代化的“新政体”。但这种指称还是一种简单的与非此即彼的二元两分思维体现,它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权威社会”有很大区别。我们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威社会,是指国家权威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中轴结构上的意义,国家权威的有效性对治理的善恶、民生的苦乐以及国家的分合都有着重要而直接关系。

  中国是一乡土社会,农耕是其文明成长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土壤,男性家长制的确立,为这种家国同构、国家中轴的权威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君主处在权威的顶端,不仅是上的最高主宰,同时又具有最大的父家长身份。儒家由血亲伦理关系出发,推演出一系列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准则,使得君权至上国家中轴成为一项基本价值准则。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由此在古代中国锻造了一个强大的文官主导的行政性帝国政府。中国的文官制起源于西周。周公制《周礼》,《周礼·天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13)。西周设立了“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分掌邦国之政,总称六官或六卿。隋唐以后,中央政权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之尚书总称六官,大致和《周礼》六官分职相当,也统称为六官。明清时,习惯把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分别用作六部尚书的别称。隋唐兴科举,代表中国文官制的成熟。皇权要行使它的绝对权威,就必须依靠强大的文官官僚系统,所以文官制是中国国家中轴的基本制度,是国家中轴的自然延展和君权的派生与延伸。

  中华民族是唯一以国家形态同根同文同种存留几千年的民族,尽管在20世纪初叶,中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然而,中国社会发展对国家权威的依赖这种中轴性治理结构,并没有随着帝国大厦的崩解而消失。相反,它依然深深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与社会发展。以国家和中央政府为中轴、为主导的类型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并形成了鲜明的中国印记,即强大的中央政府主导的社会发展。由于中国传统制度的巨大惯性,由于两千多年国家和中央权威制度在整个民族心理中的积淀,国家或中央政府在社会发展中都需要扮演主导性的角色。今天无论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一再地凸显着这一特点。这正是与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国家权威中轴传统有关。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威社会,历史传统与遗产对国家模式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制度路径依赖作用。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往往会出现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的发展,要跳出这种循环的怪圈殊非易事。人们习惯于沿着既定路径往前走,初始的制度选择会提供强化此制度的刺激与惯性。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统一的国家,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这一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权威非常重要。中国历史经验表明,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权威对民族存续、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历史上治替也正是国家权威强盛与衰微交替的结果,大凡国家权威强盛时,中国就能出现“彝伦攸叙”的大治兴旺,而国家权威衰败时,中国也就会随之出现“彝伦攸斁”的混乱危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权威制度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形成与维系,秦汉以来2200年,统一的时间约一千五百年,即三分之二,上分立时期约七百年,这种分立有很多原因,但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中央政府权威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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